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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周[学术系列讲座]之一
文章来源:威尼斯wnsr666   发布时间:2009年11月25日   浏览人数:   分享到:
艺术周[学术系列讲座]之一
时间: 2009年11月23日 星期一下午13:30—15:30
地点: 温州大学育英图书馆学术报告厅
主讲: 兰州大学牛龙菲先生
主持: 王文韬
综述: 吴浩琼
摄影: 符晓燕
2009年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,经历了半个多月寒冷的阴雨天气之后,今天终于迎来了珍贵的阳光。2009年11月23日,我们迎来阳光的同时,也迎来了来自兰州的著名音乐学家和文化史学家——牛龙菲先生。下午,在温州大学育英图书馆学术报告厅,牛龙菲先生给全体威尼斯wnsr666的师生进行了一次关于《当代观乐》的讲演。正如牛龙菲先生所说,我们要用开放的胸怀来对待一切事物,威尼斯wnsr666师生也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,来接受和接纳牛龙菲先生所带来的新知识。
一、乐观其深矣
牛龙菲先生首先用引自《礼记·乐记》的这句话“乐观其深矣”,来开始整场演讲。“ 在屈赋中,“览、相、观”、三字连用,都是通过眼的作用,表明了作者认识事物的层次。“览”是从大处着眼。“相”,是目光四射之意,表明是细看。“观”又进一层了。 ”[1]从此处,我们可疑看出今天的主题“当代观乐”之“观”的深层含义。而“乐观其深矣”,最初的来源据《礼乐注疏》记载“使亲疏、贵贱、长幼、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,故曰:乐观其深矣。”由此可见,通过音乐可以看到更深层的社会现象,因此,我们通过“观乐”,来了解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状况。牛龙菲先生从音乐的社会功能来看,中国华乐经历了周秦之前巫乐期、魏晋之前礼乐期、唐宋之前宴乐期之后,于元、明、清之际和民国以来进入了具有艺术和商业二重性的艺乐期。
二、中国音乐发展的四个时期
1、巫乐期
首先乐师主要以巫师(往往是部落酋长、氏族首领)面目出现,音乐是原始巫术有机组成部分。据《韩非子·十过篇》记载:
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,驾象车而六蛟龙,毕方并鎋,蚩尤居前,风伯进扫,雨师洒道,虎狼在前,鬼神在后,腾蛇伏地,凤皇覆上,大合鬼神,作为清角。今吾君德薄,不足听之。听之,将恐有败。“平公曰:“寡人老矣,所好者音也,愿遂听之。“师旷不得已而鼓之。一奏之,有玄云从西北方起;再奏之,大风至,大雨随之,裂帷幕,破俎豆,隳廊瓦。坐者散走,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。晋国大旱,赤地三年。平公之身遂癃病。”
但一般而言,在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大部地区,“巫乐”已经没有太多活动余地。孔子曾说:“礼失求诸野”。仿此可说:“巫失求诸野。”此,尚可“求诸野”的早期巫乐、礼乐,即周秦之后史籍中有别于“官乐”的“散乐”一类。时至今日,在一些边僻之地,一些现代文明影响较少的地区,神人对话、天地交通、驱那打鬼、蜡祭灭蝗、祈福请安、求雨求子的巫乐,依然有其强劲生命。其中,最重要的保留地,乃是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。此所谓巫乐,历史上早已发生变化。周秦之际,巫术已经开始转化为礼乐。以往巫乐中血缘部族交通天地(实际上是与已逝祖先及其创造之文明的沟通)的集体巫术,在“绝地天通”(《国语·楚语》)的政治历史事件之后,已经成为王者、官府的特别礼仪。
2、礼乐期
周秦之际,巫乐已经开始转化为礼乐。巫乐转化为礼乐的标志性事件,是秦“乐府”的建立。在“乐府”中,音乐艺术已然不再是部落酋长、氏族首领率领,部落或者氏族所有成员集体参与的超凡神迹,而成为政府官员职掌、少数职业乐师专门从事的例行公务。 正是巫乐其表,礼乐其实,金声玉振的钟磬之乐,昭示着礼乐新时期开始。
礼乐,是充满政治意味的音乐。对此,先有竹林七贤釉康之批判的武器,后有唐太宗李世民之武器的批判。播康以学者口吻宣称:“至夫哀乐,自以事会先遴于心,但因和声以自显发。”(《声无哀乐论》)太宗则以开国之君的权威,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断言:“夫音声笆能感人?欢者闻之则悦,哀者听之则悲,恶悦在于人心,非由乐也。”尚书右丞魏征为之概括:“乐在人和,不由音调。”(《贞观政要·礼乐》)
从此,以往在政治前台的礼乐,降格为佐酒进食背景,此正所谓“宴乐”。
礼乐没落的标志性事件,是“教坊”成立,以及’‘立部伎”和“坐部伎”对峙。当时立部伎所属广场歌舞,往往使坐部伎所属雅乐礼仪相形见细。敦煌壁画中名噪一时的“反弹琵琶”,无非是立部伎广场歌舞即兴表演。此,与那些“端冕而听”而“惟恐卧”的坐部伎雅乐(礼乐),岂可同日而语?当代世界,礼乐已然逐渐淡出。除了国旗升降、大型集会、阅兵典礼、体育比赛之外,很少有人把礼乐当事。关系到经济,礼乐在许多场合,已然蜕化为商业性表演,失去了以往的庄严肃穆。甚至在一些宗教典礼中,礼乐也逐渐具有了商业表演内涵,开始向世俗献媚。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向旅游者开放的庄严弥撒,已然转化为包括非基督徒在内之所有俗众聆赏对象。
3、宴乐期
宴乐期,乐师主要以乐奴(家伎)身份出现,音乐是“娱密座,接欢欣”,佐酒进食背景。音乐开始边缘化,开始逐渐脱离社会活动中心。 魏晋南北朝以来,政治前台的礼乐风光不再。佐酒进食背景的宴乐,开始大行其道。
草民饮食,不过温饱,没有贵族、官员宴乐精致。一般家庭,不具有雇佣家奴性质之乐师的经济实力。中世纪以来,贵族、官员恩宠,是乐师生存首要前提。宴乐本来是由贵族、官员专享。只有他们,才养得起家乐戏班。
随着资本主义萌芽、发展,新的非世袭贵族以及一般城市市民开始具有一定经济实力,并逐渐形成所谓中产阶级以及市民阶层。 以往世袭贵族宴飨之乐,成为这些新兴阶级或阶层时髦追求。音乐从宫廷、官府繁文缛节装模做样的摆设,贵族、官员公私宴飨可有可无的背景,逐渐演化为瓦市勾栏、佛寺道观以及广场街头市井之徒全神贯注聆赏的对象。宴乐因此逐渐蜕化为商业化的、自律的审美艺术。此,正所谓“艺乐”。
在此转变早期,这些演出场地还遗存着宴飨痕迹。诸如瓜子、花生、糖果、香烟、茶水、手巾把之类,俨然是以往世袭贵族、政府官员宴乐排场。这正是中国老百姓欣赏戏剧、曲艺之特殊民俗的宴乐文化胎记。
在宴乐向艺乐演化途中,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,随着普遍富裕化进程,旧时贵族专享的宴乐进一步深入了普通家庭日常生活,尤其随着录音、播放技术进步,宴飨背景音乐以及日常背景音乐,已经不再需要大笔开支。时至今日,旧时贵族专享的宴乐已然是几乎所有社会大众的日常享受。
时至今日,宴乐一类背景音乐已然无所不在。无论是酒店、宾馆,还是飞机、火车,无论是街道、公园,还是商店、市场,以至于社区、家庭,人们已经不再有不听音乐的自由,而陷入一个无可逃匿的、千篇一律的音网之中。
4、艺乐期
艺乐期,乐师主要以戏子或艺人身份出现,音乐逐渐摆脱巫术、礼仪、宴飨制约,演变成为商品化欣赏对象。音乐进一步边缘化。
正因宴乐佐酒进食性质,乐师表演才不必要额外张扬音乐之外意义。生理、心理愉悦,作为背景音乐的宴乐,不再需要严肃意义。脱离巫乐、礼乐制约,作为背景音乐的宴乐,是以艺术审美为其主要社会功能之艺乐的发展基础。 尽管初期艺乐依旧深深烙印着巫乐、礼乐、宴乐胎记,但其重视技艺、玩意儿的倾向,却已然昭示着一个新的音乐时期开端。所谓纯音乐之所以在中世纪之后得以长足发展,不能不说和宴乐时兴相关。世界音乐史上,中世纪大量出现一些没有文辞的器乐作品,纯音乐开始大行于世。欧洲钢琴作品中由歌曲伴奏脱胎而来的《无词歌》,中国古琴音乐中由琴歌脱胎而来的标题性琴曲,都是纯音乐演化过程中的活化石。
如此观察,便可窥见两汉魏晋大量《乐赋》以及嵇康《声无哀乐论》、汉斯立克《论音乐的美》一类所谓“自律论”音乐美学著作问世的真正缘由。
和音乐自律同时而来的,是音乐家的自立。逐渐自立的音乐家,一开始还必须依附于世袭贵族和政府官员。西方表演艺术家最初的舞台,除了教堂之外,主要是贵族、官员家宴。音乐会中付费的听众,使他们逐渐独立于贵族、官员。
自宋代起,逐渐外在于乐籍、开始具有相对独立社会地位的中国民间音乐家,于瓦市勾栏中自发组结各种乐社。起初,他们还常常经由以工代赈的方式,成为官家的和雇乐人。
和雇:是中国历史上官府的半强制、半雇佣制度。最初官府征用工匠,是强制性的徭役。大约从唐代开始,出现了半强制、半雇佣之以工代赈的和雇。和雇工资很低,而且经常被官府克扣。但这种招募制度毕竟已经向真正的雇佣制度前进了一步。这些以工代赈之和雇乐人、此家乐戏班之下九流戏子,从“撂地摊”开始,通过市场的交易,逐渐成为真正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艺人,而和以往宴乐中的家奴有所不同。
正是这些以往的和雇乐人、下九流戏子,逐渐成为专业戏曲、说唱表演艺术家。和以往家乐戏班有所不同的、相对独立的伶人戏班以及专业乐团的建立还有音乐院校的建立,是艺乐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。
至此,艺乐开始了自己的时代,并逐渐侵入巫乐、礼乐、宴乐原先领地。
三、总摄共生
历史演化,不仅有历时的新陈代谢,还有共时的总摄共生。在历时演化过程中,新事物并非完全取代旧事物,许多古老文明,往往在新事物已然发生之后,还或多或少、或明或暗地继续存在。这些以往旧事物和此后次第发生的一系列新事物,共时集合并总摄共生。
当代中国、当代世界是历史中国、历史世界的继续,在已然现代化之际,历史上所有过去的文明,都依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共生同在于当代。同样道理,以往历时发生的巫乐、礼乐、宴乐、艺乐,都依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共生同在于当代。
在进入礼乐新时期之后,原始巫乐求雨求子的社会功能,依然在民间草根世界中顽强保留了自己蓬勃生命。即使当农业文明转化为工业文明之后,在世界各地,相关两性交往的原始巫乐成分,也依然没有失去自己固有社会功能。在进入礼乐以及宴乐、艺乐时期之后,巫术之巫的方面,亦即神话、宗教的一面失落较多。而巫术之术的一面,亦即召集、聚会、操纵、控制、兴奋、迷幻的一面,依然有其强大威力。流行音乐大型演出引起狂热、骚乱的事件屡见,保安、军警对此往往如临大敌。由于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、文化政策,以及所谓“无烟工业” —— 旅游事业发展,历史发生并依然存在于当代中国并且和其它礼乐、宴乐、艺乐共生的巫乐,逐渐开始具有了新的社会功能:一些地方大型庆典时的礼乐功能(特别在少数民族地区、边疆偏远地区),官民公私宴会中的宴乐功能,还有旅游景点商业性质的艺乐功能,以及所谓“民俗文化保留地”的象征功能。
与此相仿,当代世界,礼乐也逐渐淡出。 除了国旗升降、大型集会、阅兵典礼、体育比赛之外,很少有人把礼乐当事儿。关系到经济,礼乐在许多场合,已然蜕化为商业性表演,失去了以往的庄严肃穆。时至当代,礼乐中礼的成分日见稀薄,而乐的成分以及商的成分则日见浓郁。
生理、心理愉悦,不再需要严肃意义。时至当代,无论是神秘诡异的巫乐,庄严肃穆的礼乐,还是优雅曼妙的艺乐,包括那些充满资产阶级浪漫精神的“古典音乐”,以至充满无产阶级英雄主义的“革命音乐”,都有可能蜕化成为宴享背景、日常背景。例如:克莱德曼演奏的《命运》、《太阳最红》,是其典型。
为了取得更多话语权力,为了扩大社会影响,已经自立的西欧音乐家们,似乎不满足音乐艺术自律、审美的本质属性局限。他们的触角再度延伸到音乐之外,而广泛涉及文学、戏剧、舞蹈、美术、社会、历史、政治、宗教等诸多领域。作为刚刚时髦之纯音乐的反动,标题音乐潮流,很快席卷了西欧音乐所有殿堂。
元明清以来逐渐取得相对独立地位的中国戏曲家们,为了摆脱三教九流末卑微地位,争取自己存在权利,在儒教道统之中,一直以行教化民为其张本。以“离合悲欢演往事,愚贤忠佞认当场”为其主旨。本来基于宴乐基础,有可能比较自律的艺乐,在中国元明清之际,再度成为载道工具,成为微言大义的《春秋》,演化成为一种非礼、非艺的杂拌。
与婚丧嫁娶、红白喜事共生的民间音乐,则纯熟地将巫乐、礼乐、宴乐、艺乐抟结为一体。巫乐之神秘、礼乐之庄重、宴乐之喧闹、艺乐之玩意儿,在民间艺人那里,已经难解难分。
巫乐、礼乐、宴乐社会功能不绝如缕,使艺乐没有完全自律,没有完全边缘化,没有完全脱离社会生活。
历史渐次发生的巫乐、礼乐、宴乐、艺乐,在当代代耦合共生,相互渗透,面目不再清晰,功能不再截然,落红满眼扑簌迷离。
讨论部分:
刘喜国:龙菲先生,您好!我知道您对于“一钟双音”的问题有研究,我想提两个问题:
第一,自从黄翔鹏先生发现“一钟双音”以来,直到现在,音乐学界对于“一钟双音”的乐学内涵的问题还是众说纷纭,请问,您对于“一钟双音”的乐学问题是怎样理解的?
第二,学术界有许多学者认为,关于“一钟双音”的文献记载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,而您对于《国语·周语(下)》里面的“王将铸无射,而为之大林”,认为这是关于“一钟双音”的一条文献,据我所知,您在1986年到1995年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谈论这个问题。请问龙菲先生,在《律吕正义》里面有一条这样的文献记载“形圆者,周围击之,声皆同;形扁者,击其大面,声必下;击其小面,声必高。”请您看看这条文献是不是讲的“一钟双音”问题?
陇菲:您提的这则文献资料我还没有特别的研究过,还不是很熟悉,但是,我想提一下,我1995年发表在《交响》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里所讲到的几个字“大林fang耒钟”,这个"fang"是由上面两个“方”字、下面又两个“犬”字构成,“fang”耒也就是后来所说的“耒耜”,“耒耜”是古代一种像犁一样的翻土工具,有点像咱们现在所说的“铁锹”,但是,和铁锹不一样。为什么在大林钟上用了这两个字,我做了一些解释,首先,“方”是古代的一种双体船,就是指两个船并在一起。而“fang”字又把两个“方”放在一起;以及两个“犬”放在一起;而耒也本来就是两个人踩的工具,就更加突出了“双”“偶”“连”的意思。中国古代的汉字有意符和音符的说法,而这两个字都是意符。中国古代考证讲本证、讲自证,如果说以B来证A,那么B是外证;如果是以A 来证A,这叫自证,叫本证。那么从这个大林钟上的铭文来看,这就是自证、本证。本证和自证有更高的权力性。所以我觉得这大林钟上的这两个铭文“fang耒”都有这个意思,也是很有意义的。
对于资料呢,我是这样认为的,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认为,一切都要板上钉钉才算,但是,这在于历史研究中也是很困难的,因为,历史的记载是断片残洹的。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资料到现在已经是残缺不全的了,所以,我们不能把一个问题说得太死板,现在应该采取的态度是,不管是孤证还是全证,把所有的蛛丝马迹全部列出来,之后,大家同意不同意,又另当别论了,说不定,若干年以后地下又出土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和你所找的资料相辅助,那时,我们可以说点话了。
感谢您对这个问题还这么关注,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冷的课题了,几乎没有人提起了,今天我从兰州来到几千公里之外的温州还能听到这方面的呼应,我感到非常之高兴。
成晓: 龙菲先生,您好!刚刚听您的讲座,我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您,第一,您刚刚说的在大型演唱会时,军警和保安所体现的是原始巫术“术”的一面,能否请您再深入讲讲这方面的看法?其二,您认为音乐的自律和他律哪个好一些呢?还是两者并存会更好?
陇菲: 首先,我们现在是不可能完全再现原始巫术的面貌了,所以,我们只有想象。巫术首先要具备几个因素:其一,要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(而且是一个大型的空间,包括三月三和火把节等)里聚集一批人,形成一种气氛,从这一方面来说,流行音乐具备这个因素。其二,古代的巫术又与毒品有关,尤其是当巫师进入癫狂状态的时候。而当今我们的流行音乐在舞台上也有这种类似癫狂的、甚至是非人状态。所以,流行音乐所具有的群体性、规模之巨大以及进入某种癫狂的状态都与巫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。再者就是,很多流行音乐的节奏是非常强烈的,这与古代巫术音乐也是非常相似的。例如,迈克杰克逊的音乐对于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有着强烈的冲击力,这可能就是巫术的“术”。
至于音乐的自律和他律问题,这是西方人的一种说法,对于中国来说,不要计较自律和他律,我同意你后面的说法。
总结: 此次的讲演,陇菲先生善于旁征博引的表述方式,言辞犀利,从对文化的阐述到对音乐的感悟,从不同的角度来“深观”中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乐,并且延伸到当今的流行音乐,使我们对于中国音乐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。正如龙菲先生所说:“乐为开物,礼为成物。乐生生不已,礼厚载总摄。”我们在学习各种“开物之乐”的同时,还要对于音乐背后那庞大的文化根基---“礼”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学习,在学习中国传统的过程中,最重要的是,我们不能拘泥于传统,必须有一个开放的胸怀和态度,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注入新的血液,就像一个个体必须时时超越自我,由自我变成新我,民族传统也要超越自己,克服保守、停滞的倾向,使自身永远保持活力,只有这样,乐才能生生不息,礼才能厚载总摄,中国文化才会源远流长,中华民族才会更加强盛。


[1] 姜亮夫《楚辞今译讲录》


[1] 姜亮夫《楚辞今译讲录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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